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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史论稿十四试论吕夷简的政治操术-【xinwe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10:48:42 阅读: 来源:黑退火带钢厂家

吕夷简是北宋中期最有影响的宰相之一,在仁宗朝曾三入中书,前后主政达二十余年,这在北宋历史上是不多见的。抛开吕夷简生前死后褒贬不一的政绩不谈,其所谓的“操术”,也就是政治权谋却是极为突出的,影响也是相当大的。《宋史》本传称:“其于天下事,屈伸舒卷,动有操术。后配食仁宗庙,为世名相”。北宋史家王称也说:“夷简诚有绝人之才,故能达权而应变”。那么吕夷简绝人的政治“操术”究竟如何,又是怎样出现的,它与北宋的封建政治又有什么关系?这无疑是政治史上一个引人入胜而又颇值得探讨的问题。

纵观吕夷简生平,公允地说其既非舍身报国的“诤臣”之辈,也绝非祸国殃民的“奸邪”之流,他在入相以后所表现出的显著的“操术”活动,是经历了入仕、沉浮及与宫廷交往的政界历程而形成的,而这个政界正是高度强化的北宋中央集权政治操纵下的舞台。也就是说,吕夷简的权谋活动是一个与北宋封建政治密切相关的复杂历史现象。

如所周知,经历了中唐、五代时期“臣强君弱”混乱局面之后建立的北宋王朝,从开国伊始就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方针和措施,至太宗时皇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然而,“物极必反”的规律也使得此后的宋王朝逐渐丧失了生气,形成了政治萎靡的局面,臣僚过度屈从于君权,遇事少有作为,而两次北伐的失败更加剧了政坛的保守气氛。特别是“澶渊之盟”订立后,宋真宗为洗涮屈服的耻辱,大搞祭天祀土等宗教迷信活动,以转移国人的视线。一时间“天书”普天降、“祥瑞”遍地生,劳民伤财,“一国君臣如病狂然”,如之类敢言多谏之臣前后被贬出朝,如王钦若、丁谓之流谄媚奸佞之徒相继当国秉政,而如王旦、向敏中等更多的所谓贤臣只能依畏其间。史称王旦为政能持重,但不免于以宰相身份屡充天书使,“每有大礼,辄奉天书以行,恒邑邑不乐”,却不敢稍有违抗。向敏中则遇有难事,“但唯唯”、“复唯唯”、“亦唯唯”。在此形势之下,朝政日趋颓废,政坛上下充斥着消极惰性的气息,这便不能不对整个官僚队伍产生莫大的消极影响。不能说没有官员不关心时弊,然而,这方面的呼声和举措既显得微弱不堪,又难得受到重视,大多数臣僚都安于现状,“尸餐素禄”而已。

吕夷简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于咸平中释褐入仕的。吕夷简出身官宦之家,其从父吕蒙正为太宗、真宗两朝宰相。史称:“有是君则有是臣”,吕蒙正历两朝大政,惟“将顺德美”,以顺从稳重而著称。吕蒙正从政谨慎的特点无疑对乃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事实上,也正是在已致仕的吕蒙正的推荐下,“夷简由是见知于上(真宗)”。应当说,在从政的早期,吕夷简尚不乏关心民瘼、遇事敢言的政治热情。他在历州郡长吏时,曾多次上言时弊,如从知滨洲代还时上奏:“农器有算,非所以劝力本也”,因其所奏“遂诏天下农器皆勿算”,有益于减轻农民负担。此举得到了宰臣王旦的赞赏。又如任提点两浙刑狱时,针对为应付京师宫观建筑所需,造成当地许多工徒死亡的问题,“夷简请缓其役,从之”。此外,在侍御史知杂事任内,也曾数度言事,如请真宗“责躬修政,严饬辅相”;揭露假冒李顺案;弹劾奸相丁谓党徒李溥;为遭难的寇准辩诬等等,一度“忤大臣意”,引起了权贵的不满。但吕夷简通过自己的出色才干和有利的背景关系(如吕蒙正之荐、辅相王旦和参知政事王曾之器重等),逐渐得到了升迁,至天禧时,官至刑部郎中、权知开封府。揆诸以上史实,可以看出吕夷简在进入中书之前既非庸碌之辈,亦非以投机取巧而见长。当然,应当指出的是,在这一阶段,由于其尚属中下级官员,还未接触到中枢错综敏感之事,故精明强干的吕夷简处事相对能做到率直敢言。从有关记载来看,其权谋活动并不显得突出。

乾兴初,真宗病死,章献刘太后辅佐年幼的仁宗垂帘听政,形势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,而吕夷简也从此一步步进入权力中心。参与朝政既使吕夷简大开了眼界,也使他开始卷入了险象丛生的政治旋涡之中。仁宗登基不久,朝中便发生了一次激烈的斗争,猖獗多年的首相丁谓因久失人心,又“稍失太后意”,遭到素来不合的参知政事王曾等人的反对。王曾利用与丁谓关系密切的大宦官雷允恭处置真宗陵寝失误为契机,向太后密奏丁、雷专权不法事,于是雷允恭被降旨下狱。在审雷实则攻丁的狱案处理过程中,吕夷简以权知开封府的身份参与了此事,这也是其首次接触到的尖锐重大的政治问题,不管其从中发挥的作用大小如何,但吕夷简支持王曾反对丁谓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。

不久,丁谓及其党徒遭到贬逐,王曾入相,吕夷简也同时官拜参知政事。形势虽然在短时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动,但真宗以来紊乱颓废的政局却已积重难返,仅凭驱逐几个奸佞之徒是不可能解决多少问题,加上太后垂帘听政,依旧喜用顺从亲信之辈,从而形成了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这样换汤不换药的结局。通过乾兴初至天圣七年间吕夷简参政任内有关活动的记载,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从率直敢言向世故圆滑退缩的转变过程。吕夷简就任参知政事不足一个月,便赞助王曾劝太后将真宗朝伪造的各种天书随葬,以绝劳民伤财的荒诞之举再起。这无疑是一项大胆而又明智的举措,此举标志着多年“君臣如病狂然”的大规模迷信活动的结束。次月,当真宗“神主”入太庙时,太后“欲具平生服玩如宫中,以银罩覆神主”,吕夷简再加劝谏,提请太后远奸邪、奖忠直、辅幼主,“则所以报先帝者宜莫若此”。天圣元年,吕夷简与枢密副使张士逊、参知政事鲁宗道受命主持茶法改革。权三司使李咨等针对以往交引榷茶法造成的诸多弊端,提出以通商性的“贴射法”取而代之,得到了吕夷简等人的支持。新茶法的实行,不仅有益于茶叶生产者和普通茶商,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国家的收入。然而,由于新法剥夺了旧茶法时大商人的暴利,“豪商大贾不能为轻重”,因此引起了他们的猛烈攻击,“争言其不便”。于是,天圣三年,当新法中出现一些失误后,宋中央又以“三说法”取代了贴射法。从事茶法改革的官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。据史料记载,吕夷简等大臣“尝主变法之议,诏令分析”,张士逊称:“皆不出已”,矢口否认支持变法。但吕夷简并未推卸责任,而是据理辩护道:“自变法以来,京师积钱多,边计不闻告乏……以此推之,颇有成效”,同时承认三司上报中存在虚数,“非执政能亲自较计”。此事虽导致他受到罚俸的处分,但连同以上几件事足以反映执政初期的吕夷简,尚保留着兴利除弊、遇事敢言的特点。在此还值得一提的是,天圣二年合祀天地后,“故事,辅臣例迁官”,吕夷简带头“辞之”,从此成为定制,辅臣“惟加恩而已”。

然而,封建专制时代以人主意志裁决一切的原则,常常使正义无立足之地,迫使臣子唯命是从,以致于“上有好者,下必有甚焉者矣”。而官场的黑暗无道教训和熏陶着每个官员的灵魂,往往又使具有良知和抱负者最终走向反面。丁谓垮台与其说是由于奸佞不法,毋宁说是在一定程度上与失宠有关,与丁谓一丘之貉的王钦若虽名声败坏,却照样能在丁谓遭贬不久的天圣二年九月,因太后之意重登首相之位,“辅臣皆不与闻”。史称其为政“每朝廷有所兴造,委曲迁就,以中上意。又性倾巧,敢为矫诞”,故能至死恩宠不衰。天圣初的其他大臣,如枢密使曹利用、枢密副使夏竦、张士逊之流也都是恃恩投机者,虽无建树可言,但其加官晋爵并不受到任何影响。身处这样的环境之中,特别是看清了代表朝廷最高利益的人主的本来面目后,吕夷简的行为便不能不受到极大的影响。天圣六年,次相张知白卒,首相王曾向太后推荐吕夷简接替其职,枢密使曹利用则推荐张士逊。“太后以士逊位居夷简上,欲用之”,王曾提出:“辅相当择才,不当问位”,太后不得不同意。可是,此时的吕夷简已深谙朝中内幕:张士逊虽才不出众,但却是仁宗藩邸旧人,又有太后和曹利用的支持,而自己根基尚浅,不便与其相争。于是,他从长远考虑,只得压抑自己而采取了退让之策。吕夷简遂主动向太后表示:“士逊事上于寿春府最旧,且有纯懿之德,请先用之”,从而博得了“太后嘉其能让”的赞誉,然而这毕竟使得封建文臣为之终生奋斗的相位失之交臂。吕夷简的这次忍让举动,既是其政治生涯中权谋的一次重要运用,也不能不说是吕夷简加深理解封建官场精髓的反映。次年初,曹利用因“恃恩素骄”,与太后发生了矛盾,遭到贬逐。张士逊与曹互为奥援,“时人目之为‘和鼓’,利用得罪,士逊又营救之”,引起了太后的恶感。于是仅仅由于株连的原因而导致了张士逊的罢相。机会又一次来临,天圣七年二月,当王曾再次向太后推荐吕夷简后,“谦恭能让”的吕夷简终于获得了次相之位。

吕夷简拜相后,面对复杂多变的朝政和日趋严峻的内外形势,他剪锋挫刃、韬光养晦,逐渐放弃了直言敢谏的特性,明哲保身成了其遇事理政所考虑的首要问题。也可以说,吕夷简在深刻地认识了君权至上这一封建集权政治的内核后,调整了自己的从政方向和方法,承袭了宋初以来、李沆、王旦以及吕蒙正等等前任为官的手段,并从寇准、丁谓两种类型的失败者中充分吸取了教训,以自己过人之才谨慎地处理与宫廷的关系,亦即充分施展“操术”,以“深结人主”。

吕夷简在“深结人主”方面施展的“操术”内容很多,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所谓的“和睦两宫”,亦即在章献刘太后操纵政局期间,调和太后与仁宗之间的矛盾。吕夷简入相之时,仁宗已经成年,具备了亲政的条件,刘太后虽已年逾六旬,但权力欲丝毫未减,继续垂帘听政,这就使得朝政处于扑朔迷离的微妙境况之中。如何处理好与两宫之间的关系,既是执政大臣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,也是关系到其将来政治前途的敏感问题。从有关记载来看,吕夷简在处理这一问题时,可谓绞尽脑汁、费尽了心机。一方面,吕夷简在处理朝政、特别是涉及太后利益之事时,尽可能地顺从太后,以取信对方。刘太后自听政以来,朝内外一些人为邀宠而投其所好,如有方仲弓者,在太后亲信宦官罗崇勋的指使下,“上书乞依武氏故事,立刘氏庙”,权御史中丞程琳也密献《武后临朝图》,大有劝刘太后效法改朝之意。吕夷简深知此事必将冒天下之大不韪,故对此没有支持附和,但为了赢得实权在握的太后的信赖,在其他方面却尽可能地顺从太后之意。就在吕夷简拜相四个月以后,首相王曾因曾反对太后在象征天子尊严的天安殿接受尊号册、受群臣庆贺长宁节,而“止共张便殿”,引起了太后的不满。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请谒“(王)曾多所裁抑,太后滋不悦”,于是被贬出朝。这无疑给初登相位的吕夷简敲了警钟。当年冬至,又逢章献太后寿辰,他一改王曾的做法,不顾等人的反对,率群臣和仁宗赴天安殿朝贺太后,又将范仲淹请太后还政的奏疏压下。另外,对太后“稍进外家”及外戚专横不法之事,吕夷简也吸取了王曾的教训,竭力回避。如太后兄家某宠婢“出入禁中,大招权利”,刑部侍郎赵稹“厚结之”,被擢为枢密副使,吕夷简对此没有表示任何异议。又如,天圣九年,太后之侄、蔡州团练使刘从德死,赠节铖、封国公,又“录内外姻戚门人及僮隶几八十人”,其恩泽待遇空前,从而引起了御史曹修古、郭劝等四人的“交章论列”。太后怒“下其章中书,大臣请黜修古知衢州,余以次贬”。作为首相的吕夷简在其中的行为是不言而喻的。明道元年,皇宫发生大火后,秘书丞刘越等官员在应诏言事中“请太后还政”,吕夷简对此也不表态支持。明道二年,年迈多病的刘太后谒太庙,“欲被服天子衮冕”,参知政事薜奎等人以为不可,但主政的吕夷简仍不加以阻拦,太后遂得以如愿。从诸如此类等等的事例中,可以窥见吕夷简顺从太后、尽可能回避与其冲突的史实。

另一方面,在一些关系仁宗地位、感情的重大问题上,吕夷简则运用权谋据理力争,从而赢得了仁宗的感激和信任。据史料记载,刘太后生前曾以真宗早夭长子托梦为由,将真宗异母兄弟元俨之子允初“养于禁中”,这无疑对尚未亲政的仁宗是一个潜在的威胁。允初“既长”,吕夷简深感不妙,遂坚请太后出允初,“命还邸中”。此举使得吕夷简一直到死后,仍能深深打动仁宗皇帝,这也是其之所以长期获得仁宗信赖的一块重要基石。还有一件令仁宗感激不尽的事是:明道元年二月,真宗顺容、也就是仁宗生母李氏病死,“章献秘之,欲以宫人常礼治丧于外”。由于仁宗自幼便由无子的刘太后养育,故此时仁宗尚不知道自己的身世。这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,如果处理不当,仁宗亲政后一旦追究,主政大臣必然获罪。于是,吕夷简冒险主动入宫询问李氏死讯,“太后瞿然曰:‘宰相亦预宫中事邪?’引帝偕起”,刘太后随后独自出来质问其:“卿何间我母子也”?吕夷简则冷静地答道“太后他日不欲全刘氏乎?”太后怒气稍消。吕夷简接着“请发哀成服,备宫仗葬之”。又一再坚决反对凿宫墙“以出丧”的非礼做法,并通过宦官向太后表达了自己的一番苦心忠言:“宸妃(李氏)诞育圣躬,而丧不成礼,异日必有受其罪者,莫谓夷简今日不言也”。李氏遂得以礼入葬,李氏弟李用和也特迁礼宾副使。果不如吕夷简所料,次年太后刚死,仁宗便得知自己的身世,当有人反映李氏“死以非命”后,仁宗乃遣李用和开李氏棺查验,“后(李氏)玉色如生,冠服如皇太后者,以有水银沃之,故不坏也”,从而打消了仁宗对章献太后的怨气。吕夷简在仁宗生母李氏葬礼中的表现,可以说是他冒着很大风险据理力争的一次举动,也是其“操术”的一次高明运用。此举在消弭两宫之间芥蒂的前提下,既为赢得以后仁宗对自己的信赖打下了又一块重要的基石,又以替太后家族长远利益考虑说服了刘太后,同样获得了对方的好感。吕夷简的这一表现还在政坛博得了很高的声誉,即评价说:“公(吕夷简)能以智辑睦两宫,无纤毫之隙”。

另外,吕夷简对尚未亲政的仁宗还不失时机地处处表现忠心。典型的事例如:明道元年皇宫发生大火后,百官欲入宫朝见,“而宫门不开”。后在辅臣的要求下,仁宗登拱宸门,群臣皆拜于楼下,但吕夷简疑心有变,“独不拜”。仁宗遣人问其故,他答道:“宫廷有变,群臣愿一望清光”,仁宗遂举帘见群臣,吕夷简“乃拜”。这一忠心之举无疑给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吕夷简在章献太后听政时期“操术”的精明运用,对消弭两宫之间的矛盾及稳定政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,博得了两宫的一致好感,从而得以“深结人主”,稳定了自己的地位。

宋仁宗亲政以后,吕夷简除了在大政问题上恪守成宪,不事更张外,又继续运用权谋取信于仁宗,在朝中依旧保持谨慎持重的忠臣形象。在仁宗亲政之初,吕夷简首先解释了自己以往未劝太后还政的苦衷:“大臣或及此,则太后必疑风旨自陛下,使子母不相安矣”,仁宗“以夷简为忠”。有关吕夷简持重表忠方面的记载相当多,如:庆历初,仁宗因病“久不视朝”。仁宗病愈后,“思见执政”,于是急召二府大臣。但吕夷简闻命后,“移刻方赴朝”。入宫后,又不顾宦官和臣僚的催促,“愈缓步”。当仁宗问他何以姗姗来迟时,吕夷简答道:“陛下不豫,中外颇忧,一旦闻急召近臣,臣等若奔驰以进,虑人心惊动耳。”仁宗听罢,大为感动“以为得辅臣之体”。又如,宝元中,御史台之长御史中丞一职久未任命,仁宗不知其故。某日,有人向仁宗反映“此乃吕夷简欲用苏绅,臣闻夷简已许绅矣。”引起了仁宗的怀疑。不久,仁宗便质问吕夷简御史中丞久缺的原因,吕答道:“中丞者,风宪之长,自宰相而下皆得弹击,其选用当出圣意,臣等岂可铨量之?”仁宗听后连连点头。吕夷简在处理此事上的表现,是否如他表白的那样纯粹出自一片忠心,颇值得怀疑,权谋的成分倒可能更大一些,但却确实令仁宗深感满意,“自是知其直矣”。

事实上,吕夷简虽非丁谓之流佞臣,但为了巩固自己的官位,也经常揣摸人主之意,通过一些逢迎活动,取悦于宫廷。如宗室原无迁官法,“唯遇稀旷大礼,则普迁一官”。景?初,仁宗因过度沉溺女色而体弱多病,吕夷简为博得仁宗的欢心,提议超迁宗室位秩,“宗室听换西班官”,以致于“俸禄十倍于旧”。为了更多地了解仁宗的动向,使自己的举动得以“称旨”,吕夷简还深知拉拢宦官的重要性。天圣七年九月,吕夷简拜相初,便利用王曾罢相、自己独主中书的机会,提高了宦官的地位,“即升都知、押班(宦官官职)班次”。庆历初,又进一步提高宦官官秩地位“议者非之”。通过此类施恩活动,吕夷简与仁宗身边的宦官保持了密切的关系,往往能及时察觉到宫中的变化,采取必要的应变之策。如吕夷简第一次被罢相后,他便迅速从大宦官阎文应处了解到郭皇后从中作梗的原因,而他以后对郭皇后的报复,也是在阎文应的配合下完成的。

吕夷简通过诸如上述“操术”活动,博得了章献刘太后和仁宗的极大信任,史称:“夷简当国柄最久,虽数为言者所诋,帝眷倚不衰”。吕夷简病危时,仁宗剪须和药,以示关心。吕夷简死,仁宗又哭着对群臣说过“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”的话。

在取得了宋仁宗的完全信任后,吕夷简为了进一步稳定自己在政坛的地位,再施政治操术,“党同伐异”,以便在朝臣中造成有利于自己的局面。在吕夷简这方面的权谋活动中,尤以打击对手之举最为重要和突出。可以说,吕夷简总结了历史上官场中的诸种尔虞我诈的手段,既残酷无情,又老谋深算,纵横捭阖,无计不用其极,常常通过三招两式便能击中对手要害,在不露声色之中获胜。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很多,其中重要的事例如下:

其一,赞废后。据史料记载,明道二年四月,仁宗亲政初,吕夷简配合仁宗清除刘太后亲信,枢密使张耆、副使夏竦等皆被驱逐出朝。吕夷简又“手疏陈八事”,提出多项施政主张。但政坛风云莫测,仁宗回宫与郭皇后谈到此事时,郭后很不以为然,“后曰:‘夷简独不附太后邪?但多机巧,善应变耳’”。于是吕夷简也被罢相,“及宣制,夷简方押班,闻唱其名,大骇,不知其故”。他最终通过关系密切的宦官阎文应知道了真相,“夷简由是恶郭后”。所幸的是,继任者张士逊素来无才,“天下蝗旱仍见,士逊居首相,不能有所发明,上颇复思吕夷简”。时隔五个月余,张士逊罢免,吕夷简再度拜相。吕夷简经历了这次打击,除了更加谨慎圆滑外,也寻找机会报复郭后。史称:“郭皇后之立,非上意,浸见疏”。然而在章献太后垂帘时,郭后“恃太后势,颇骄横”。仁宗亲政后,“上始得自纵”,美人尚氏、杨氏遂得宠。“郭后妒,屡与之忿争”,一次在与尚氏争执中竟误打了仁宗,引起仁宗极大愤怒。“阎文应劝上以爪痕示执政大臣而谋之”,吕夷简不失时机地“因密劝上废后”,并以东汉光武帝刘秀废后为先例,来打消仁宗的顾虑。权三司使范讽“方与夷简相结”,得到吕夷简的指使,也提出了郭氏立后九年,“无子当废”的理由。当左司谏范仲淹等人准备上奏劝谏时,吕夷简又“奏请敕有司无得受台谏章奏”。于是终于将贵为皇后的郭氏废黜,随后再将继续劝谏的权御中丞孔道辅和范仲淹逐出京师。

其二,逐李迪。李迪在真宗后期曾为宰相,因受到刘后和丁谓的排挤,遭到贬逐。明道二年四月,吕夷简第一次罢相后,李迪再入中书,为次相。不久,吕夷简取代张士逊复任首相,遂与李迪同主中书。宋人对吕、李两人为政的特点曾评价称:“李公直而疏,吕公巧而密”。又说李迪拜相后,“自以受不世之遇,尽心辅佐,知无不为”,使独断专行的吕夷简深感不快,于是被视之为政敌。“吕夷简忌之,潜短之于上”。据苏辙说:“李公尝有所规画,吕公觉其非所能及,问人曰:‘李门下谁为谋者?’对曰:‘李无他客,其子柬之,虑事过其父也’”。吕夷简为除去对手谋士,采取了“欲取姑与”之术,遂向李迪表示要推荐李柬之,“即奏除柬之两浙提刑”。李氏父子“不悟也,皆喜受命”,结果正中吕夷简之计。随后,吕夷简“欲倾迪”,又将被贬在外的王曾援引入朝,拜枢密使,以制约李迪。再利用治李迪姻党范讽之狱,采取株连的办法打击对手,指使御史庞籍“数劾讽”。当范讽、庞籍皆获罪后,吕夷简“欲因讽以倾迪,故特宽籍而重贬讽”。此外,还以李迪曾自己任命御史为口实,向仁宗影射攻击对手:“宰相自用台官,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矣”。景?二年二月,李迪终于被逐出相府。据记载,李迪事后对他人说过这样的话:“吾自以为宋?,而以夷简为,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”。

其三,排王曾。如上所述,王曾在仁宗登基初拜相,曾力革真宗末乱政,“多所荐拔,尤恶侥幸”。吕夷简正是在他的屡次推荐下,才登上次相之位。当时,吕夷简“事曾甚谨”。据史料记载,李迪被逐前后,参知政事宋绶曾代表王曾向吕夷简表达了复相之意。并说:“孝先(王曾字孝先)于公,事契不薄,宜善待之,勿如复古(李迪字复古)”。吕夷简不仅“笑诺其言”,而且表示要将首相之位让于王曾,“吾虽少下之,何害?”不过,这一谦让之举纯属一种姿态,自然不会得到仁宗的首肯。事实上,正所谓此一时,彼一时,纵然是昔日恩公,只要对自己的权势构成、或者可能构成威胁,吕夷简也同样不能容忍。直言敢为的王曾做次相后,“吕公专决,事不少让”。如此以来,王曾“不能堪,论议多不合”,以致于两人“晚年睽异,势同水火”。景?四年,王曾乃据传闻向仁宗控告吕夷简“招权市恩”,但因证据不足,“帝不悦”,王曾只得自请罢相。为了消除仁宗的疑心,并博得仁宗的进一步信赖,吕夷简在做了相应的安排之后,也采取了暂时退让之策,主动辞去首相之职。

其四,卖宋庠。吕夷简第二次复相后,“同列不敢预事,唯诺书纸尾而已”。只有参知政事宋庠恃仁宗“厚遇”,敢于与吕夷简争论。吕夷简虽恶宋庠,但“上顾庠颇厚,夷简忌之,巧为所以倾庠未得”。庆历元年初,名望颇高的知延州范仲淹从策略上考虑,一度与元昊互通书信,又焚对方带有狂词的来信。此事传到朝廷后,吕夷简不失时机地借此巧设陷阱,以引诱宋庠。史称:吕夷简在中书“从容谓庠曰:‘人臣无外交,希文(范仲淹字)何敢如此?’”宋庠以为其必“深罪仲淹也”,于是在上朝时请仁宗斩范仲淹。枢密副使杜衍坚决表示反对,“庠谓夷简必助已,而夷简终无一言”,当仁宗询问吕夷简态度时,他答道:“杜衍之言是也,止可薄责而已”,仁宗采纳了这一意见。“庠遂仓皇失措,论者喧然,皆咎庠,然不知实为夷简所卖也”,宋庠终于在一片非议声中被逐出朝。与此同时,又以“朋党”之名将与宋庠有同年进士之谊的枢密副使郑戬贬出朝。

其五,贬任布。庆历初,任布出任枢密副使,史称其为政“无所建明”,但好言事,多次与宰相吕夷简发生争议,“夷简恶之”。为了将任布逐出朝,吕夷简利用任布长子任逊“素狂愚”、喜议朝政的特点,以谏官为诱饵,教唆其上书言事。任逊不知其中有诈“即上书历诋执政大臣,且斥(任)布不才。”任布事先发现了此书,便将奏书藏匿。吕夷简再唆使任逊上书,并揭露其父藏匿奏书之事。于是,任布遭到了仁宗的责问,侍御史鱼周询“也劾奏(任)布不才之甚,其子具知。”任布遂被贬出朝。其不肖之子“尚留京师,望谏官”,却被吕夷简借他事一同驱逐出去。

其六,也是影响最大则是以“朋党”之名对范仲淹等反对者的打击。景?初以来,吕夷简主政,独断专行,“进者往往出其门”,从而遭到了一些官员的非议。景?三年,权知开封府范仲淹上言仁宗皇帝,提出官员升迁、大臣进退“不宜全委宰相”。又上《百官图》和“四论”,“大抵讥指时政”,特别是对吕夷简专权表示不满,并以历史上权臣乱政之例告戒仁宗。于是,引起了吕夷简的极大仇视,“夷简大怒,以仲淹语辩于帝前”。为了打击对手,吕夷简给范仲淹加上了封建帝王最为忌讳的“朋党”罪名,所谓“荐引朋党,离间君臣”。结果,范仲淹被驱逐出朝,鸣不平者和关系密切者如余靖、尹洙、等官员也先后遭贬。侍御史韩渎还在吕夷简的指使下,奏请仁宗批准,将有关范仲淹朋党之事张榜朝堂,“戒百官越职言事”,使反对派遭到很大的压制。这便是北宋中叶所谓的“朋党”之争的发端。诸如此类等等,不一而足。

吕夷简在运用权谋不遗余力地打击政敌的同时,又通过荐用庸才之术,从另一个方面为自己长期把持朝政服务。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如:景?四年四月,吕夷简将次相王曾排挤出朝后,采取了以退为攻之策,自己也主动辞职离朝。不过,吕夷简在卸任前却又施“操术”,即向仁宗密荐王随、陈尧佐“可用”,仁宗遂拜王、陈二人为相。据宋人揭露,王随、陈尧佐二人既庸碌无才,又年老多病,绝非宰相合适人选。吕夷简之所以推荐其,用意是很明显的,所谓“拔引非才,居己下者用之,觊他日上意见思而复相已”。果不如吕氏所料,王、陈主政后,措置无方,又与参知政事韩亿、石中立意见不合,“数忿争于中书”,互不相让。于是,王随以养病为名,五日一赴“中书视事”,而陈尧佐“复年高,事多不举”,一时出现了“中书翻为养病坊”的嘲笑之声。右司谏韩琦等人遂上疏抨击宰执的无能、徇私,所谓“众望不协”,“引擢亲旧”,“今下至闾里之人,犹能扬言而非之,投书而谤之”,同时请用杜衍或吕夷简、王曾取代王、陈。在此形势下,时隔不到一年,王、陈以及韩、石等四人一同罢政,东宫旧臣、同样昏老的张士逊与章得象继任宰相。据说,张士逊再入中书,“又夷简密荐之”。然而,张士逊为政与王随、陈尧佐大同小异,史称:“时军兴,机务填委,士逊位首相,无所补,谏官以为言”。于是张士逊“不自安”,不得不数次“上章请老”。至此,吕夷简的精明才干便再度引起了仁宗的思念,康定元年五月,张士逊任相二年余致仕,吕夷简如愿以偿地第三次入为首相。

可以说,吕夷简在主政期间,通过运用政治“操术”取宠固位,排除异己,打击了几乎所有的反对者,而“进者往往出其门”。史称吕夷简任相之时,“同列不敢预事,唯诺书纸尾而已”,从而在相当大程度上形成了其独断朝政的局面。

综上所述,吕夷简进入中书以后,逐渐放弃了为政直言敢谏、兴利除弊的特点,转而全力投入取宠固位的权谋活动,一方面竭力“深结人主”,另一方面处处“党同伐异”,其心计之诡秘多变,手段之复杂多端,远远超出同时代人,遂以精于“操术”闻名于史。吕夷简善用“操术”现象的出现,既是封建君主集权时代官场通病的具体体现,也是北宋真宗以来政治趋于萎靡状态下的特有产物。而吕夷简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又进一步对朝政带来了消极影响,加剧了北宋官场的无道,就连此后的许多所谓守正之臣也深受感染。正如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在所著《宋论》里所指出:“(吕)夷简固以讪之不怒、逐之不耻为上下交顺之术,而其心之不可问者多矣。其继起当国能守正而无倾险者,文彦博(矣),而亦利用夷简之术,以自挫其刚方之气……群起以折异己而得伸。韩、富、范、马诸公,虽以天下为己任,而不能自超出于此术之上。”

(原文发表于师范大学《历史学报》第26期,1998年6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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