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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汉林入世推动行政管理体制变革

发布时间:2021-01-25 14:40:05 阅读: 来源:黑退火带钢厂家

张汉林:入世推动行政管理体制变革

1999年11月初,前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站上讲台,在101家大型国企负责人面前,接过一份关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(WTO)的研究报告。再过一周,中美将进行最后一轮入世谈判。  撰写人青年讲师张汉林,年仅35岁,已是国家行政学院讲台常客。张汉林记得,朱镕基还即兴提了几个问题。在这前后,陆续有国务院领导人批转了张的建言。中央电视台两年后的入世直播,他担纲演播室嘉宾。  世纪之交,因为北约对中国使馆的轰炸,对于入世与“接轨”的利弊,数度引发知识界热议。张汉林和同事坚持出版了一套介绍WTO知识的图书,其中称入世是发展必然选择,又引起激烈辩论。  二十年间,对外经贸大学组建的关贸总协定研究会和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,曾多次组办政府背景的入世交流会议,并一直延续与中国政府驻WTO机构的人员往来。承担部委、国家科研基金的咨询项目,亦是研究院的工作内容。  数十年在官方学界间行走,张汉林对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谈入世对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触动,谈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之争,谈改革未尽之处。  《21世纪》:因为我们是九四年接近过一次(入世),最后没有成功。然后97年政府刚换届就有行政管理的缩减的考虑,这两者之间,你的观察,是有某种联系的吗?  张汉林:入世谈判于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推动的。但我不完全赞同所谓的开放促改革的说法,它实际上是有互动的过程。我们主动谈判,再到主动的去改革,去适应它的需要。第一,事实是这样;第二,中国人从来没说是你逼我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,这就是中国的特点。就是说,即使你说的很对,但是我也要按我自己的方法来做。  中国入世是重要事件。如果说,它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有贡献的话,我认为它就是推动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。在外经贸领域,无论是我们的官员,还是我们的企业,应该说变化都很大。  《21世纪》: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过程中,外资也好,国内市场也好,一直很关注行政对经济的干预,提行政干预这个词,确实是在欧美的语境里,它的习惯用法就是如此。这的确是一个谈判障碍吗?  张汉林:我认为有个误区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因为任何国家和地区行政对经济都有干预,WTO不是说清除干预,而是指这种干预的方式和手段它公开、透明、遵循法制,有可预见性。当然,西方人他就是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,你要说他错也不对。  经济管理的模式很多,要考虑到地区的意识、文化、企业、组织形式、人们的心理状态、市场经济的心理承受度、对宏观经济管理的认识,它不一样,有差异,千差万别。所以没有一个标准管理的规范模式,万能的模式,特别是市场经济。  回过头来再看十多年前,正在入世谈判的关键时刻,国内很多不同的看法。所以当年7月我当时就说了,入世不是说取消宏观调控,它反而是需要你提供宏观调控的意识和水平,因为它使你的市场变成一种更加开放的市场,它使你中国经济变成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,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位置上,更需要政府作出科学理性的判断,作出正确的决策,而且要准确而且要快。那么,这不是坏事。  《21世纪》:从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、政府内部信息的通畅、掌握全局来讲,恐怕对行政本身架构的调整也是很必要的一种手段。  张汉林:从纯行政管理体制的角度,从各部委调整的角度,它其实很显然就是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动和需求的需要。  所以从过去的国家经贸委的内部改革,一部分到商务部,一部分到发改委,一部分到财政部,一部分放到工信部等等,它需要这个转变,否则它很难适应。但这过程中我们也有教训。比如说如今工信部的产生吧,我们过去把产业部都统统取消了,把机械工业部,什么冶金部等等都取消了,变成行业协会,后来发现,看西方的模式,我们去仿造,其实也不是一个办法。中国还有它自己的历史文化、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,不是说你改个名就完了,不是。那机械部改成机械工业联合会,机械工业联合会它就变成了真正的行业协会,不是。很多产业上的事情还是工信部管。  《21世纪》:这至少也是一种权力的半退出,至少需要审批的事项应该没有原来那么的多吧?  张汉林:这个是肯定的。比如说,配额问题,虽然现在仍对少数初级产品的出口实行配额限制的,但是呢,它公开了很多,透明了很多,不像过去那样,是吧,所有人一谈海外经贸,一谈海关,都觉得水有多深。  比如说“三检合一”,过去动植物检验、检验检疫、农产品检验检疫,是分开进行的,而入世后在三检合一的基础上,又与当时的国家技术监督局又合并了,成了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总局。质检总局的产生,算是入世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制调整的最重要的标志。  再比如农产品贸易,过去管理机关到处都是,发改委也管,外经贸部也管,农业部也管,现在就是归属了农业部。当然了,虽然改了很多,实际上,我们认为还存在着进一步改的余地。  《21世纪》:关于欧盟是否承认我们这个市场经济地位,最近媒体上又出现讨论,现在商务部的表态,与你多年前说不要过度在意,似乎意思差不多。  张汉林:他们当时也和我的观点不同。我八年前就说这个问题,当时讨论很热,我就公开说了,不要在谈判中将它列成重点,甚至什么国家战略。全球大量的研究数据说明,即使你真的获得市场经济地位,一旦人家真的启动调查,成功应诉概率很小,只有5%到10%而已。  完全市场经济地位,只是针对这类国家的调查力度,和非市场经济国家不同,但如果真的想针对你,完全有其他特殊理由。而我们过度强调想获得这个身份,成了别人的筹码,好几个国家,本来没这条款,后来和我们谈,就加上了,我们就得用别的利益去换。  《21世纪》: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在哪里?  张汉林:现在开放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基本上形成了,当然还有很多地方要优化。  比如,管理流程过于分散。以知识产权管理为例,现在市场管理部分分布在十来个部门,工商管理总局,商标局,新闻出版署有部分管理职能,科技部有,农业部有,农业总局有,知识产权局有,这是我们面临的,也是国外指责我们,我们做得最不好的一个部分。它的确有它的客观原因,但它影响效率,你本来队伍就不大,如果再不集中,再不相互协调,那最终资产者执法和行政肯定效率低下。  我们市场管理也存在这个问题。部门还是偏多,比如商务部门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、质量监督监察部门、卫生部门等等吧,我认为成立一个市场监察部门,管理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所有的业务环节,不要形成现在这样的,表面上看是分环节监督,分权制衡,容易谁都不管。  比如说我们现在举一个简单例子,现在流行的,就一头猪都管不好嘛。为什么农林部门只管生猪生产,它甚至屠宰都管不了,出口呢,商务部,出了卫生问题呢,卫生部,有没有杀猪的证呢,公安局和工商管理部门来管。  还有,服务业对内还没有放开;入世的政策资源在区域间分布不平衡,是时候向西部地区偏重了;农业现代化的扶植不够,农村的通信水利等费用依然太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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